与其愤怒不如大笑：当劫案策划人变成编剧

◎一红

《极盗行动》作为阿根廷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商业电影，剧情足够让观众大跌眼镜：一伙人抢了富人区的一家银行，然后在警察的重重包围下，带着价值约2000万美金的财物溜之大吉，全程无暴力、无伤亡。令人瞠目的是，这个剧情并不是编剧、导演脑洞大开的结果，而是2006年发生在阿根廷的真实故事。事实上，影片的编剧之一费尔南多·阿劳霍就是当年这桩劫案的策划人。那么，为何他要策划这样一桩惊天劫案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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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尔南多·阿劳霍出生、成长在阿根廷一个中上阶层家庭，是一名造型艺术家和武术教练。2004年，一个疯狂念头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：实施一次完美的银行抢劫。于是，他找来了一名工程师和几名职业神偷，组建起了梦之队，并制定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抢劫计划。

经过两年的筹备，2006年1月13日，抢劫如约上演：他们持枪冲进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河畔银行(Banco Río)，在三百多名警察的包围下，打开了147个保险箱，取出大量财物。与此同时，全国观众正通过电视台的直播关注着河畔银行。六小时后，特种部队冲进银行，发现里面只有安然无恙的人质和几把假枪，并没有一个劫匪。原来，劫匪早已带着抢劫而来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财物，从事前计划好的下水道逃走。

事实上，当警察冲进银行时，阿劳霍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在安全地边看电视边数现金了。奇事还在后面，案发五周后，他们逐一归案，但因为现场使用的是假枪，且没有人员伤亡，认定的失窃数额又很少——只有117万美元，所以，他们的刑期都不长，主谋阿劳霍的刑期是一年零七个月。

梦之团队出狱后，工程师继续开着一家工程修理店，受人尊敬，甚至被引为传奇；乌拉圭神偷在乌拉圭开了一家珠宝店；主谋阿劳霍先是写书，现在又拍上了电影……但那起案件留下了无数的谜团：抢劫的金额到底是多少？为何只认定117万美元这么少？过程是怎样的？刑期为何如此之短？这些谜团在媒体、警察和几个劫匪的不断重述中变得愈加扑朔迷离，后来，它甚至被称为世纪大劫案。然而，策划人阿劳霍意犹未尽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罪行，却没有机会获得荣誉，这有点像拥有一幅无法展示的毕加索”。为了让这件“艺术品”得以保存，他决定参与拍摄一部电影，于是就有了这部《极盗行动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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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像其他阿根廷电影的苦大仇深、爱恨情仇，虽是犯罪片，但《极盗行动》却是以一种轻松、诙谐的喜剧方式展开的，无关阿根廷动荡的经济和复杂的政治，仿佛只是一场抢劫游戏。

整部影片回顾了抢劫发生过程：从策划、招募、筹备、实施，到逃脱、被捕、刑满释放，但把主要篇幅用在了筹备和实施上，前者在电影中用了38分钟，后者是42分钟。这样的时间安排，注定影片节奏不可能惊险刺激，而是舒缓诙谐的。即使在实施抢银行的过程中，也按部就班、从容不迫。它不需要观众过多的情感参与，换言之，这是一个没有恨，甚至充满“爱”的犯罪故事。

当然，这并不等于说影片没有悬念和惊险，影片前半部分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团，后面用闪回蒙太奇作答。比如，工程师制作的用来撬开保险箱的“动力大炮”在前面并没有出现，再比如乌拉圭小偷马里奥为了练习谈判技巧而上过表演课程、他们使用的枪是假枪等细节，都是在抢劫的过程中交代的；观众这时才得知，这些安排是为了被捕后减轻刑罚——也就是说被捕也在计划之中。

“被捕”也是完美计划的一部分，被捕的一幕，在影片中是最为紧张的段落，他们当着家人的面被警察逮捕归案。但主谋阿劳霍安静从容，他抽着大麻欣赏着雪山，下一个画面他就出狱了，音乐中的口哨声也继续着那份悠然和劫匪之间轻飘飘的友情。

最后，画外音交代了劫匪们出狱后的生活：除一人车祸死亡，其他人都过着自在人生，有些甚至还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。“恶有恶报”没有应验，他们甚至被阿根廷人视为偶像和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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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理解这一点，就要懂得何为阿根廷和阿根廷人。

博尔赫斯说：“所有的阿根廷人都为一种想象的、英勇而神秘的、专门用在吵架斗殴和搬弄是非的人身上的过去而感到骄傲。”

虽然华丽的影像和美好的结局，会让观众误认为阿根廷是个富足且宽容、自由又民主的国家。然而自1816年独立以来，阿根廷就经济危机频发，政治黑幕重重，再加上政变、独裁、暗杀、腐败、贫富差距等问题不断引发各式各样的暴力事件，因而“虐待、愤懑、怀疑深入肌髓，成为人民性格的一部分”。

这个故事能够成立，与阿根廷的经济乱象和政治困境有关。观众一定会疑惑，为何阿根廷银行里存的都是美元？上世纪80年代，刚刚从威权政府恢复为民主政府的阿根廷又陷入了经济泥潭，政府靠印钞票弥补财政赤字，由此又引发恶性通货膨胀。而在总统卡洛斯·萨乌尔·梅内姆政府执政的上世纪90年代，实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，为遏制通胀，采取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1比1的固定汇率制度。这种汇率制度虽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，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。到2001年，阿根廷陷入债务危机，12天内总统换了五位，比索大幅贬值，数百万人的财产化为泡沫。因此在阿根廷人眼中，银行与强盗无异。自此，阿根廷人不再信任银行账户和本国货币，他们把美元、珠宝等放入银行保险箱，于是就有了影片中出现的大量美元和金条。而在阿根廷人眼中，影片中这家富人区的银行尤其是大众的头号公敌，因此，劫匪们的行为更像是行侠仗义的罗宾汉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为何被劫的财物有2000万美元，认定的却只有117万美元？首先因为银行必须为储户保密，而储户的钱有很多来路不正，他们不敢把准确数目告诉警察；其次，这些财物都买了保险，所以储户又都得到了赔偿。其结果就是，劫匪们只交出一小部分钱，剩余的钱就全部“洗白”了。最后因为认定金额不大，用的是假枪，认罪态度又好，所以他们在几年内全部出狱，之后，就光明正大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

一次次金融危机，使阿根廷人的钱在银行消失，而现在，有人用如此传奇的方式把钱从银行抢出来，没有暴力，没有受害者。正如他们留在银行里的那张纸条上说的：“在富人区里，不用刀枪，没有怨恨，只有金钱，无关真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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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谓至善，是让人找到自己的使命，那种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的使命。”在影片开始不久，策划人阿劳霍就说出了这番言论，一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善与恶。

阿劳霍是个艺术家，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，并使之保存下来，得到大众赏识；这次抢劫行动，就是阿劳霍精心策划的作品，一件万众瞩目、过程和结尾都让人称快的艺术作品。不时响起的口哨声，使这部成为一部赏金杀手般的传奇故事。

在经历了“肮脏战争”8年、失去的10年、失望的10年之后，近20年的阿根廷一直在复苏之中。盗匪主题和犯罪喜剧的出现，意味着阿根廷人化苦痛经历为非凡创造力的决心与勇气。与其哭泣不如狂欢；与其愤怒不如大笑，这也许才是当代阿根廷人的心声。换言之，只有内心强大和成熟的人，才勇于自嘲，这是否意味着阿根廷人正在走出受虐的被害者心理，把幽默与乐观植入民族性？

事实上，盗匪成为英雄，阿根廷并非孤例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西新电影时期，巴西导演格劳贝尔·罗恰就一再采用观众喜爱的盗匪主题，他认为盗匪片之于巴西，“就像日本的武士片或美国的西部片……他们是巴西民俗神话的真正英雄”。而之后，巴西的盗匪片如《上帝之城》《人类之城》等也都获得成功。近年来，阿根廷也刮起了一阵盗匪片热潮，这一类的影片有《犯罪家族》《死亡天使》《英勇废柴》等，凑起来也是一部“恶棍列传”。

关于“世纪大劫案”的传奇还在不断书写中，先是根据劫匪之一贝托(Beto)的访谈写的两本书：《没有武器或怨恨》和《世纪劫案:秘史》；另一名劫匪维特则声称真相在他写的书《我的真理！》中；主谋阿劳霍也写了一本书，还编了这部电影。事实上，每一本书都只是这个阿根廷传奇的一个版本。无论如何，当犯罪成为传奇，劫匪成为英雄，抢劫成为媒体与大众的集体狂欢，它的时态可能永远是过去未完成时。